身處孤山，日日與館藏古籍為伴，看著書上那一枚枚鮮活的藏書印，內心總是充盈著一股感動，對書中提及的女性藏書家也更為嘆服。

浙江女性藏書從李清照萌芽，她與丈夫趙明誠于青州歸來堂中藏書數萬卷，靖康之難后，李清照攜書兩萬卷、金石刻兩千卷顛沛流離，足跡遍及臺州、嵊州、建德、黃巖等地。從“金石夫婦”到“伉儷詒莊”，夫妻藏書成佳話。

而在浙江乃至中國藏書史上，有一人以一女子之力創建藏書樓，后又將其藏書全部捐贈給國家，被今之學者顧志興先生稱為“古往今來有識見之女藏書家”。她就是寧波萱蔭樓樓主方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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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后嗣計者至深遠也”

方矩（1893-1978），鄞縣人，嫁于同邑李瑞瑚。李家以經營錢莊為業，家境富裕，可惜的是，李瑞瑚19歲時因得傷寒早早過世，唯有一女，名訪梅。李瑞瑚過世后，其胞兄之子李慶城過繼給方矩。丈夫去世得早，嗣子又年幼，李家的經濟活動便由方矩主持。

方矩與墨海樓主人蔡家聯合經營錢莊。墨海樓藏書號稱十萬卷，樓主蔡鴻鑒逝世時，他的兒子蔡和霽才10歲，長大后繼承父志，又陸續購書，可惜他不到20歲就病歿了。蔡和霽的兒子蔡同瑺繼承祖輩經商事業，亦繼續收藏書籍。1921年，蔡同瑺因投資失敗而瀕臨破產，打算出讓墨海樓藏書。此消息引起文化界人士的極度關注。為了避免這些藏書流到書商手中，以致輾轉販賣，流入他國，方矩以四萬銀圓購得墨海樓藏書，辟毛衙巷住屋東軒的三棟樓房作為藏書樓，蔡鴻鑒從弟蔡和鏗顏其額為“萱蔭樓”。

《壽萱圖》 陳洪綬

萱蔭樓取意于《詩經》：“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朱熹注曰：“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諼”與“萱”同音，諼草即萱草，“背”與“北”相通，指母親所居住的北房。方矩之女李訪梅在《萱蔭樓藏書記》中說：“吾母早歲寡居，矢勤矢慎，既毀家室，幸獲再造，購求是書，藏弆其中，縹緗羅列，如游瑯環，其為后嗣計者至深遠也。” 凌冬梅在《浙江女性藏書》中，將方矩贊譽為“女子建書樓，史上第一人”。

藏有初刻本《天工開物》

李慶城在《寧波李氏萱蔭樓藏書記事》中寫道：“我寧波李氏萱蔭樓藏書得之于同邑蔡氏墨海樓，墨海樓得之于鎮海姚氏大梅山館；其中天一閣與盧氏抱經樓之書亦間有流傳。”“因時局不寧，自1931年建樓起，即為封閉式的私人藏書，故雖有樓名，卻無匾額，亦無印鑒。”從浙江圖書館現藏萱蔭樓藏書看，其上可見“甬東大梅山館姚氏金石書畫圖籍藏印”“大梅山館珍藏”“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印”“墨澥樓珍藏書畫鈐記”“碧玉壺蔡鴻鑒校書讀畫之印”等印鑒。

萱蔭樓藏書豐富，“總計2945種30494冊”，其中珍本、孤本眾多，十分珍貴。茲擷取兩例窺之。

在央視播出的《典籍里的中國》第一季，講到了《天工開物》。《天工開物》是中國第一部關于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的百科全書，作者是明代科學家宋應星，1637年出版，初刻本目前國內僅存一部，其上鈐“墨澥樓珍藏書畫鈐記”印，目前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

萱蔭樓藏清抄本《國榷》70冊，其上鈐“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印”“墨澥樓珍藏書畫鈐記”印（見上圖）。李定鑫在《萱蔭樓往事》中說，按鄭振鐸先生的安排，此書原是準備送呈北京的，但時任浙江圖書館館長張宗祥先生堅持將其留在浙江圖書館。張先生為什么這樣堅持呢？《國榷》是明亡遺老談遷私家編修的記載明朝歷史的編年體史書，史料價值很高。1925年，張宗祥以“海寧蔣光焴衍芬草堂藏本”為底本抄得83冊，“深憾缺簡過多”，后得萱蔭樓原藏“四明盧氏抱經樓”70冊抄本，如獲至寶，將“盧本”和“蔣本”進行了對比，經前后三十年的努力，終于校定。1958年古籍出版社據以出版，2005年中華書局重印。

三萬余冊藏書全部捐贈

李慶城回憶，在戰禍頻仍的年代，為保護藏書安全，他曾數度輟學。抗戰爆發后，遷滬的李慶城將藏書委托其胞兄李慶坤保管。李慶坤將全部藏書裝箱水運至鄞西風岙市，庋藏于一所錢莊的樓房。寧波城鄉相繼淪陷后，李慶城將寄存之書運回原處，在樓之四周上下堆置雜物，破亂不堪的形同廢舊屋宇，從而并未引起日偽軍的注意。可以說，李氏一家愛書如命，幸得寧波知名人士協助，藏書安然無恙。

1951年4月，時任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和故宮博物院兼北京圖書館負責人馬衡來寧波考察文化保管工作，得知萱蔭樓及其藏書情況后，非常重視，輾轉聯系上了在上海的李慶城。在征得其母親的同意后，李慶城愿以全部藏書捐獻給浙江圖書館。1951年5月26日，方矩與李慶城由華東文化部郭若愚陪同，來杭邀約浙江圖書館派員赴甬點收提運。31日，3萬余冊的藏書啟運，其中抄本明實錄13種，《寶慶四明志》、明版《天工開物》等408冊則由鄭振鐸擇選送藏至北京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

如今，萱蔭樓在寧波的地圖上已難尋蹤跡，可“方夫人以一弱女子能斥金市書，不獨超于尋常，實是愧乎士夫”的佳話，每每想起，仍會心生敬意，“積財與子孫，不若楹書與子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