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平臺經濟的出現，新的技術創造了很多就業崗位，產生了大量數字就業。數字經濟對就業的作用，以及新技術對傳統就業機會的挑戰引發熱議。筆者認為，從技術進步是替代就業還是創造就業的角度而言，由于服務業就業崗位很難被編碼的特點，技術進步會加速就業服務化。我們的公共政策以及個人都需要適應這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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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就業的趨勢與特點

數字經濟發展創造的就業可分為以下幾類。一類是服務業為制造業，甚至農業賦能的案例，比如筆者在昆山調研的“我的打工網”，利用大數據技術進行制造業供求匹配，實際上就是在賦能制造業。

另一類是產生很多靈活就業，比如淘寶、字節上直播帶貨的人。同時還創造了生產型服務業，以前我國經濟水平較低，生產型服務業主要由歐美發達國家的企業在做，但今天淘寶平臺上，很多本土的生產型服務業企業，借助大數據，替代歐美發達國家的傳統生產型服務業，做一些品牌運營和新產品開發等工作。

另外一類新的就業是生活服務業，通過服務業供求匹配，起到便利民生的作用。例如悅管家做家庭服務供求匹配，美團、餓了么、滴滴都與日常生活有關。其中也有靈活就業，比如服務員、家政員、外賣員、網約車司機都是靈活就業。

總結數字型就業新的趨勢與特點，一是傳統雇傭關系發生巨大的變化，區別于父輩特別重視的穩定就業，今天人們可以在不同職業間切換，一個人很可能同時是網約車司機，又是直播帶貨的人，有兼業的行為發生，而且靈活就業者沒有明確固定的雇主。

二是職業的分化，有的被人工智能取代，有的與人工智能互補。原先勞動市場思考新技術對職業的影響，往往是按照職業的技能（或從業人員的教育水平）來劃分，通常認為技術會大量取代低技能勞動者，對高技能勞動者影響較小。但這一輪技術對職業的影響，是按照職業是否可編碼來劃分，例如初級的咨詢、會計、插畫師這類工作，可以進行數據化和編碼，那就很可能會被取代掉。而一些過去職業技能并不是很高，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為初中、高中的工作崗位，現在反而因為不能被編碼而不能被取代，例如數字經濟平臺上的大量靈活就業崗位。

三是就業服務化，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提升，服務業占比會逐漸提高，這與人的需求提升有關，也與國家的比較優勢有關。越發達的國家，制造業就越容易往別的國家遷移，其經濟結構中，生產型服務業會越來越多，同時，生活服務業要滿足本國居民消費服務業的需求，因此形成就業服務化。這輪技術進步加速了服務化。從技術進步是替代就業還是創造就業的角度而言，按照職業是不是可編碼劃分，相對而言，制造業就業崗位比較容易被編碼，而個性化的服務業就業崗位則更難被編碼，因此技術進步會加速就業服務化。

四是就業空間分布的變化。原先制造業大量布局在二三線中小城市，大城市更多是服務業。就業的服務化在空間上會有體現，人們離開中小城市制造業崗位，更多到大城市從事服務業，比如做網約車司機、快遞小哥等。一段時間以來，社會各界對這個現象不夠理解，認為這種現象是因為服務業就業崗位搶占了制造業就業崗位，筆者認為，原因在于同樣面臨技術進步，相對來講，制造業就業崗位更容易被取代，而更多的服務業就業崗位被創造。

數字就業仍然在大量向中心城市集中

很多人認為，互聯網就業會讓世界扁平化，比如做直播，可以在農村做直播，也可以在小城市做直播，可以在鶴崗對著鏡頭唱二人轉，似乎空間變得不重要，這是扁平化和“去中心化”。但實際上，大量數字就業與線下場景是互補的，互補的特點大于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趨勢，就業仍然在大量向中心城市集中。

去年秋天，我們利用字節大數據做分析。大家都知道，字節的經濟活動主要有兩種，第一種就是視頻，第二種就是直播，直播其中一部分是帶貨。這兩種經濟活動，看起來最能夠線上化，似乎擺脫了線下實體空間。但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互聯網并沒有讓人口分散，讓流量分散，而是加速集中。

我們根據大數據，得到了一個“城市酷想家不等式”，其中有4個指標。第一個指標是流量集中度，比如視頻數量在不同城市間算一個集中度，直播帶貨同理。第二個指標是MCN賬號（有機構運營的賬號）集聚度。第三個非MCN賬號集聚度，非公司打理。第四個是人口集聚度。得到的結論是，流量集中度>MCN賬號集中度>非MCN賬號集聚度>人口集聚度，也就是說，視頻和直播這兩種線上活動，比人口集中度更高，更向大城市集中。

今天數字就業時代，需要我們進行觀念更迭和治理改善，技術進步取代就業的情況，更多發生在制造業，而與服務業互補。

從人口角度來講，服務業就業崗位大量集中在城市。我的研究發現，一個農村居民進城工作，給定年齡，越早進城，就越有更高概率進入服務業工作，收入更高。當前城市很多發展政策，不利于給流動人口提供在城市安居樂業、積累服務業生活經驗的機會，這是今天面臨的巨大挑戰。

很多人覺得，靈活就業與傳統就業崗位相比較而言，缺乏穩定性。但筆者認為，不穩定性本身就是靈活就業的特點。我們對靈活就業崗位的負面印象，有些不是就業崗位本身的缺點，而是其他問題所帶來的。比如，由于城市政策不利于外來流動人口在城市安居樂業，無法持續在服務業崗位上積累經驗，很多外賣小哥覺得做半年、一年就要走，從來沒有想過穩定就業，這不是職業的問題，而是城市公共政策的結果。

至于“不穩定”，在新的技術條件之下，不同職業之間的切換，以及兼業的行為，單看一個工作是不穩定，但不同職業之間靈活切換，比如今天做網約車司機，明天做直播帶貨，恰恰是一種就業者的“自我保險機制”。面對失業風險，靈活就業也成了風險化解機制，是其他職業不穩定的避風港。現在我們對于靈活就業負面的東西強調太多，其實靈活就業本身提供了多樣的生活可能性，可以為持續就業提供可能的渠道。

觀念上講，如何在流動當中實現靈活就業的可持續性，是要在經濟現代化和技術創新的影響下去思考的。在未來，可能就業流動性和靈活性是長期存在的現象。也就是說，由于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快速調整，今天很難在一個地方工作一輩子，也很難在一個崗位、行業工作一輩子，很有可能要面對不斷換工作的新現實。

經濟和人口持續向大城市集中會成為長期的趨勢，人們會問，人口向大城市集中，還有就業機會嗎？這個不需要擔心，因為恰恰是大城市存在大量服務業就業崗位；在常態之下，大城市失業率更低，尤其是流動人口失業率更低。而疫情等非常態情況下，大城市出現一些外來人口找不到工作，恰恰說明，中國經濟已經高度服務化，一旦疫情沖擊到服務業，大城市就業就會受到巨大的沖擊。從經濟恢復角度來看，大城市韌性更強，它受到沖擊恢復起來很快。我們用平臺經濟數據做過的研究也發現，哪怕同一個城市，其高密度地區的經濟復蘇也比低密度地區更快。

數字就業如何實現可持續

筆者從政府、社會、個人幾個角度，提出幾點供讀者思考。第一，政府可以更多購買企業服務。經濟復蘇期，或可考慮讓失業保險金發揮作用，變成對企業雇傭員工（特別是青年員工）的補貼，讓員工能夠穩定就業崗位和收入，使其不脫離勞動力市場，并且在就業過程中積累經驗，相對來講能緩解失業的沖擊。對于一些新的業態，新的行業，新的職業，要形成包容性發展的環境。

第二，要通過外來人口在本地市民化，加快就業和居住穩定性的提升。能夠讓一些外來人口通過積累城市生活經驗，來增加就業的可持續性，這對服務業的發展尤其重要。

第三，現在已經有一些專門針對靈活就業崗位的社會保險機制，我個人認為，鑒于靈活就業的特性，在考慮社會保險機制的同時，要增強個人的選擇性，尊重員工是否繳納的意愿。如果社會保險繳納和享用必須要以固定雇主為前提，可能反而會破壞靈活就業的靈活性和不同崗位間無縫切換的機制。

第四，數字平臺如何助力可持續就業？從社會責任角度來講，一些大的互聯網公司、大廠，可以為青年就業提供場景和機會，包括職業早期的支持計劃，以及新業態、新技術的引領，比如ChatGPT的應用，接下來需要做技術上的培訓和普及。平臺企業也可以推出公益性基金，在職業風險沖擊特別突然的時候，提供對高風險人群的急救，例如在疫情期間對于小商戶的救助。

個人方面，我想講三點。首先，積累社會生活經驗非常重要。與制造業相比，服務業更需要在一個城市有長期的生活積累經驗。制造業經過一定的培訓，就能直接在流水線上工作，并且員工可以在不同地區間無縫切換。但服務業需要面對很多本地化的需求，到廣東需要面對講廣東話的人，到上海需要面對講上海話的人。你需要在這個地方工作，與這個城市同呼吸共命運，積累你與別人之間打交道的能力，甚至包括方言的能力。

其次，培養社會交往技能非常重要。服務業工作崗位當中，所有信息傳遞和服務質量，都取決于與人打交道的能力，其中語言表達能力尤其重要。而這些是我們現有教育中非常不重視的，而現有教育中強調對于知識點的掌握，恰恰在人工智能時代越來越不重要了。

第三，如果在服務崗位中工作，比如開個小店，未來要更重視線下體驗感和互動性。線下要更加個性化，要知識密集化，互動性更強，使得活動不能夠被線上所取代，這時候，流量給你帶來更加高的附加值。

（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